近日，在楠枫书院举行的岭南文化新讲第四十讲，聚焦陈寅恪在广东的学术生涯。1949年年初股票t加0平台，陈寅恪南下岭南，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本次讲座特邀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张求会、作家胡文辉这两位陈寅恪研究的名家，讲述他们眼中真实的陈寅恪。资深媒体人罗韬担任主持人。
活动现场。
罗韬表示，“陈学”30年来蔚为显学，而在广东，诞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1995年，陆键东出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开启了此后持续20年的“陈寅恪热”；2013年，胡文辉写成《陈寅恪诗笺释》，此书达到了“发皇心曲”的境界，也是对陈寅恪整个人生心路历程的探索；2025年，张求会推出的《陈寅恪四书》，可谓集陈学研究之大成。
在广州的7568天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从上海坐船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于1952年停办，文学院等核心科系并入中山大学）授课、治学。直至1969年离世，他在广州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二十载春秋。这段时期虽历经社会巨变与个人磨难，却是其学术生涯中极具韧性的阶段。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目盲足膑的困境中，凭借惊人毅力完成《柳如是别传》等巨著。这七千余日不仅见证了一位史学大师的风骨，更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成为后世解读陈寅恪精神世界的关键坐标。
陈寅恪的一生，一共活了28950天，而他在广州待了7568天，也就是说，他有26.14%的生命是在广州度过的。彼时，目盲体衰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专著、写出《论韩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等重要论文。可以说，这7568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
陈寅恪给学生讲课。
1949年年中，除了陈寅恪，钱穆、熊十力这两位大家也在广州逗留。不久，熊十力由董必武力邀北上，钱穆去了香港，唯有陈寅恪留在广州。
关于陈寅恪这次人生最大的去向选择，张求会引述了“陈学”专家吴定宇早年间在中山大学档案馆找到的一份材料：“唐筼（陈寅恪夫人）屡次说陈寅恪决不肯出国。”
张求会认为，陈寅恪当时究竟是想把岭南作为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归宿点还是中转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陈先生在广东这20年，总体上而言，讲白了待得不是特别开心，或者说开心的时候比较少。当然，他对我们的贡献远远大于我们对他的给予。”
在胡文辉看来，陈寅恪留下来是很自然的选择。一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去海外执教；二来，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给予他的优礼、优遇，是相当吸引的。
对于陈寅恪在广州期间的学术创作，张求会用“继往开来”来概括。“继往”，指他擅长的中古史研究得到了延续；“开来”则指他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史”研究。此外，“继往开来”还有第二层含义：在岭南，他“重申”并“践行”自己的基本主张，对岭南文化有着很大的助力。
陈寅恪晚年的几个学术助手，黄萱是最为大家熟悉的。胡文辉认为，在具体写作上，黄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想象，一个人要是自己完全看不到，通过口述写出一本80万字的书，包括整个叙事的框架、条理，可能黄萱也参与了，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中提及的一个细节，从侧面说明了黄萱所起的作用：陈寅恪起初以为《柳如是别传》有40万字，后来才知道有80万字。这说明黄萱所担任的，一定不是简单记录的工作。张求会用“你是我的眼”这一浪漫说法来赞美黄萱——对陈寅恪而言，黄萱就是他的眼。
陈寅恪在黄萱（右）的协助下进行研究。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陈寅恪本人学术创作也是他的兴趣所在。59岁的他，在岭南开展了他的学术第二生命。而且，越到晚年，他想表达、想让自己的观点流传下去的愿望更强烈。诚如历史学家蔡鸿生所说，陈寅恪只能“仰望”。
中国士人的至高境界
陈寅恪跟其他学者的交往，也是此次讲座所讨论的话题。中山大学的“史学二老”，即指陈寅恪和岑仲勉。陈寅恪曾在给陈垣的信中专门讲到“江淮不足论，黄河更不用说，将来之学当在南学”，对岑仲勉的学术持肯定态度。然而，对陈寅恪批评得最猛烈的，一个是岑仲勉，一个是后来的黄永年。
岑仲勉对陈寅恪一直不大服气，据说，他上课时喜欢干两件事，一个是“他怎么说”，另一个是“我怎么说”。张求会说，对此陈寅恪并没有表露什么，也不反驳。
钱锺书曾在《管锥编》里不点名批评陈寅恪，还在公开演讲中严厉批评陈寅恪。胡文辉表示，在学术方法上，钱锺书倾向于从文学角度来看所有东西——包括文献；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东西都尽量作为史料来用，包括诗和其他文学作品，所以他们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
有现场观众问，可否对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这“四大历史学家”进行对比。胡文辉回答道，这个提法出自同为历史学家的严耕望，严耕望对这四位进行比较，讲得清楚、透彻。他也推荐大家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可以作为读历史的入门书。
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的陈寅恪故居前，竖立着他的雕像，人们常常自发献上鲜花。
罗韬表示，终其一生，陈寅恪做到了“尊其所闻，行其所知”，达到了一个中国士人的至高境界。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先生所撰写的碑文中有一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他本人：“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南方+记者 戴雪晴股票t加0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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